回忆我的高中岁月

付晓琦

我的高中生涯是在益店中学度过的，时间是1978-1980年。三年高中岁月紧张、短暂，虽然过去了35年，但一些情景却不时浮现在眼前。

我是1978年10月份入学的。当时的中专很吃香（先录取中专，后录取高中），对农村孩子来说，录取了就能跳出“农门”。我的分数高出初录线3分，没有上成中专，就进了当时的益店中学重点班。而我们同级比初录线分数高出一大截的几十个学生，县上硬是动员没让他们走，在县城的岐山中学设了个“尖子班”。

益店中学位于岐山县益店镇。镇子处于西宝北线的要塞，是西府地区一个小的公路交通枢纽，往东直达扶风县，往南直达蔡家坡、眉县，往西直达岐山县，往北直达麟游县。学校占地70多亩，在镇子的东北一隅，校门朝南开，东边是门房，里面住着看门的老头，职责是敲钟，附带打扫校门周围的卫生。在益店中学，钟声不只是命令，指挥上课下课，更是冲锋号，每天早上、中午的最后一节课的钟声响过，学生们就如离玄之箭冲向食堂排队打饭。门房老头有台小收音机，每天用来听新闻。当时， 收音机非常稀缺，有天夜里，收音机就被惦记它的一位学生偷走了。老头没办法，告诉了各班主任老师，老师在班上一“启发”，到了晚上，收音机又悄悄地物归原主。

进了校门，两边挨着围墙的是果园，好像是苹果树，但师生们从来没有吃过它的果子。学校有个校办工厂，主要搞一些资料印刷。校办工厂后面有一片空地，种一些萝卜蔬菜，供给老师食堂。有一年，种了大片的萝卜，秋天下霜之后，我们帮学校收萝卜，有个嘴馋学生，就偷了一个萝卜，结果老师发现了，让学生追，并喊着：“把校牌扯下来”，但没有同学去追，同学们都希望那个学生跑掉。

旁边是开水房，两口大锅专门给学生烧开水。开水房往后还有一块空地，路边是一棵高大的垂柳，夏天洒下好大的阴凉。我们坐在那里听校长作报告，内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进程世界各国的反应。

那时的益店中学全是平房。从农村来的孩子，没有见过楼房，我就和班上的一位同学，专门去镇上东头的机械厂，爬上三层高的楼房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感受了一番楼房的滋味。

校区分为东、中、西三块，踏进学校大门，是一个小花园，花园后面是一座砖混平房，中间是会议室，两边是校长和书记的办公室，再后面是校办工厂、菜园、开水房、操场。学校东西两边是两排平房，有教室、老师宿舍（兼办公室）、学生宿舍。食堂在学校的西北角，人字形建筑，没有高烟囱，几个打饭窗口前有一个回廊，开饭时总务老师站在那里收饭票，因为伙食单一，没有挑选余地，当天卖啥饭，直接按定额收饭票。伙食也是约定俗成，“三五饸饹二四面”，即周三周五中午吃饸饹，周二周四中午吃面，周一中午是拌汤。80年代初期，农家都比较清贫，为了节约开支，周末学生们都要从家里背来够一周吃的馍有馒头，也有锅盔，周一不是拌汤泡馍，就是开水泡锅盔。周六下午放学后学生就陆续回家了，所以，周六中午吃饭的学生就很少。学校每天开两顿饭，早饭通常是包谷糁，一年四季如此，条件好的同学可以买两三分钱一份的盐醋辣子拌萝卜。好多同学都有一个方口的罐头瓶子，里面是从家里带来的调好的盐醋辣子，用来调味。但是学校几千名学生，中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，同学们就像箭一样冲向食堂。食堂伙食的面碱很大，吃起来既嚼头也耐煮，那时可喜欢吃学校的面，吃了一碗再排队买第二碗。但剩面再煮后就很“飧”（sun），为了不浪费粮食，伙夫会把前一天剩饭掺到第二天的新饭中，学生很是无奈。食堂有名小师傅叫元岐，喜欢漂亮女生，打饭时经常特意给多打点，有男生有意见，元岐就回敬问：谁让你“qie”个棍？男生便哑然无语。

我家位于岐山县东北青化镇，那时还叫叫乡，距离益店有15华里路。到了周六，我们几个伙伴就相约步行回家背馍，基本不走公路，沿村子之间的土路（我们叫小路，会近许多），单程大概需要70分钟，要是骑自行车走公路，大约35分钟时间，但那时农家娃都没有自行车。那段路程，我们走过了两个春夏秋冬，路边田野里的麦子、油菜、高粱、玉米，还有村边的柿子树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
高中时光虽然短暂，世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对高中老师的印象却一直比较深刻。当时教我们的老师，大多是文革前陕师大毕业，水平都很高。益店中学张秦川老师是岐山全县的化学权威，讲课声音不大，但逻辑严谨，概念清晰，学生一听就懂。高一时的英语老师姓张，名字记不大清楚了，是一位知青女老师。她当时说了一句话，你们现在不学英语，十年后会后悔的。她的预见是正确的。但那时英语课从上到下都不大重视，甚至有“英语英语，参考参考，参而不考”的顺口溜，我们这些农村娃也都是上高中时才接触到英语字母，同学们的英语发音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。当时，考大学也考英语，但只有重点大学才按30%计算。高二时，王瑛老师教我们英语，他是正儿八经的本科毕业，英语说得很流利，据说因为个子矮没去成外交部，最后分配到益店中学当了老师。王老师是我们高二时的班主任，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。一件是高考前夕，他把我们班里前20名学生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，给大家鼓劲，让大家考出好成绩，我那时的成绩是全班10名左右。另一件是，我的粉笔字写得好，团委的老师经常叫我过去办黑板报，王老师怕办板报耽误我的学习时间影响我的高考成绩，就把我叫过去说，“你就好好办黑板报，高考时会考这个！”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办过黑板报。

至今，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还是要数高一时的语文老师郑敏，他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我相信，他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现在很难找到第二个。那时，学校每晚9点准时熄灯，他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盏煤油灯，再坚持学习一小时，而这一个小时，郑老师一直在教室陪着我们。当时的煤油灯大多是学生用墨水瓶子自制的，没有罩子，一个教室40多盏，一个小时下来，油烟熏得鼻口都是黑的，但郑老师一直陪在教室里。为了节约贡多额时间用于学习，郑老师要求我们周六回家把馍一背就到学校，许多时候，她还要求让家里人把馍和面送到学校。我们班的陈恩科陈恩科数学学得好，他舅每周都会背馍给外甥。高一时，陈恩科参加了全国数学竞赛并获得名次，后来考上清华大学，是我们那一届唯一考上清华的。

上高二时，教我们数学的是刘英老师。刘老师留一头长发，脸黑着，说话声音抑扬顿挫，经常侧对着我们讲课。他的板书很好，字迹遒劲有力，解题思路清晰，方法独到。高考报志愿时，他按照每个学生的学习基础，给过大家不少有益的指导意见。后来，离开教学岗位，担任县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。2005年3月，刘老师参加了我们高中同学在西安的聚会。

高中时，我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很少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我们到镇上欢送过新兵，特邀镇上的团委书记作报告，他非常激动地向我们讲着去北京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。他说，他们见到了华主席，华主席还和大家集体照相，华主席走后，大家争先恐后坐华主席坐过的椅子。

相对于现今的高考，我们的高考就比较简单。考场就在我们益店中学，考试的教室是高一上课时的教室，监考老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就连考试时的座位，也是过去坐过的。熟悉的教室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人，所以考试时一点都不紧张。不过，那时高考题量非常大，平时要是没学下东西，真要抄袭都不知道咋抄袭。当时高考三天，单科考，也没有什么文理综合之类。三天考试期间，益店镇街道上的饭馆家家改善伙食，每顿两碗臊子面，一碗一角钱，感觉好香好香。考试前先报志愿，五个重点大学，五个普通大学，我的父亲在西安工作，我就全部报了西安的大学。那时考完试完了不用估分，感觉轻松多了。但随之而来的等待焦灼而漫长，急得人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伴着暑热，令人难熬。天天等，天天盼，到分数下来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翻过三沟六坡行程近20公里到县城去看分数，结果分数下达到了学校，于是又急匆匆赶往学校，才知道我的分数比重点线高了60多少分，英语考了30多分。后来，我毫无悬念地上了西北大学化工系。我们班37名同学，当年考了24个，后来又陆续有人考上大学和中专。当年，我们学校有5人上了西北大学，数学系、地理系、地质系、化学系、化工系各一名。

上大学前，我们去学校看望了老师。那时也没有谢师宴， 也没有请客送礼的风俗。买了包当时流行的大雁塔香烟，去学校到老师的办公室，请老师抽了几根烟。记得当时没有见到其他老师，只见了我们高二时的班主任王瑛老师，说了什么都忘记了。再后来， 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王老师，只听说王老师已经因病去世。

我们的高中时光很短暂，只有两年时间。那时一心投入学习，目标就是考上大学，别的什么事情没有时间考虑，也没有心思考虑。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我们的老师也都有七八十岁了，有些老师也已经离开人世，许多事情在记忆里已经非常模糊，而有些事情却依然深刻。如今，每每夜深人静，我就时不时想起过去的校园，过去的老师，过去的同学，虽然见不到他们，但思念却挥之不去，衷心地祝愿母校越办越好，祝愿健在的老师们安度晚年，祝愿同学们一切都好！

付晓琦，岐山县青化镇人。西北大学毕业。现供职于西安某大型国有企业。